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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日报:“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沂蒙精神的政治实践逻辑

来源:    发布时间:2018-04-20 08:57:00
□ 临沂市委沂蒙精神学习研究课题组

 

  习近平总书记在临沂会见先进模范和当年支前模范后代代表时的讲话,深刻阐明了“水乳交融、生死与共”形成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政治逻辑。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把铸就沂蒙精神的政治实践逻辑,概括为“为人民靠人民、忠诚看齐革命到底,听党话跟党走、敢于斗争无私奉献”。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时就沂蒙精神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从新的高度、用新的视角、以新的理念重新审视沂蒙精神,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沂蒙精神是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精辟论述,生动概括了山东根据地最突出的精神特征,深刻揭示了山东根据地发展壮大的最根本原因,科学界定了研究和弘扬沂蒙精神的基本视野。

  那么,“水乳交融、生死与共”是怎么铸就的?习近平总书记在临沂会见先进模范和当年支前模范后代代表时曾意味深长地说:“我们的革命政权来之不易,主要是党和人民水乳交融、心心相印,党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人民谋解放而领导人民展开革命斗争;人民群众真正跟党走,相信我们的党,在党的领导下为人民解放事业无私奉献,可歌可泣啊!这种精神在你们身上得到了体现。要继续弘扬沂蒙精神。”全面回顾山东根据地的光辉历史,我们感到,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重要阐述,深刻阐明了“水乳交融、生死与共”形成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政治逻辑,可以概括为“为人民靠人民、忠诚看齐革命到底,听党话跟党走、敢于斗争无私奉献”。

   为人民、靠人民,忠诚看齐、革命到底 

  为人民 

  一切为了人民是党的性质和宗旨。在山东根据地,党的组织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和广大共产党员全心全意、舍生忘死践行党的宗旨,成为“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政治前提。

  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以王尽美、邓恩铭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就在齐鲁大地播撒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火种,为人民解放、民族独立上下求索。山东根据地创建后,一切为了人民更是成为独立的政治实践和社会运动。政治上,在沂蒙成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省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权保障条例,第一次通过“豆选”这种最直接的民主形式让一批庄户县长、牛倌区长、长工村长登上政治舞台,第一次在财权、事权、司法权、教育权上真正为百姓说话、替百姓办事。这种带有鲜明民主性、阶级性、人民性的新政权、新社会,让千百年来受尽剥削、压迫和屈辱的劳苦大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尊严、权利和利益。沂蒙群众给毛泽东写信说:“我们的救星共产党、八路军来到这里,不断打击敌寇和歼灭卖国贼人,把我们九死一生的老百姓从火坑里救出来,又建立自由民主有饭吃的根据地。现在我们大部分穷苦百姓翻身做了主人。”经济上,通过减租减息、精兵简政、推行互助合作、发展工商贸易、免除苛捐杂税、实行土地改革,使沂蒙山区极其落后的生产力在战火中得到很大发展,不仅有力保障了战时供给,而且减轻了群众负担、改善了群众生活。例如,大生产运动中,共产党八路军一手拿枪、一手拿锄,春夏开荒种地,冬天挑担贩盐,白天养猪种菜,晚上纺线织布,部分机关和部队经常性费用自给率达到50%。军事上,1938年至1945年,山东根据地毙伤俘日伪军53万人,占党领导下武装歼敌的近1/3,占全国歼敌的近1/6。一场场胜利的血战、硬战、恶战消灭的是穷凶极恶的侵略者,拯救的是“不打倒日本不能活”的沂蒙人民。事实上,每个普通八路军战士都懂得“为群众当兵、为群众打仗”的道理。1944年的除夕,24名战士为救援朱村群众英勇牺牲;40多名战士在支援渊子崖自卫战中壮烈牺牲;党的干部武善桐为救村民把日寇引到村外后毅然抱敌跳崖;“何万祥英雄连”30多名战士为解救千名群众战死沙场;带有红军基因的“老四团”有这么一条团规:不管什么情况下,只要群众遭劫遇难有危险,部队就要立即去解救。据不完全统计,仅1944年3月至1945年3月,八路军就解救群众1.9万人。作风上,面对沂蒙人民的苦难艰辛,战士们行军作战之余主动帮群众挑水、砍柴、修房、拉犁、背粮、推碾、开荒、种地、锄草、喂牛放羊。面对群众用“豆选”给予的信任,党的干部用时刻不脱离群众的行动回报人民:沭水县县长王子虹时常背起粪筐,为群众拾粪,并亲自为参军青年抬轿;莒南县委书记杨心培的全部家当,只有一只小皮箱,一条补丁棉毯;莒南县县长王东年,在大灾之年用卖掉祖林的200块大洋救济难民。面对人民群众对国民党政府贪腐的痛恨,抗日民主政权尤其警醒,自建立之始就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严惩贪污,制定了《山东省惩治贪污暂行条例》;1942年,费南县有两名干部因贪污田赋、公款被判处死刑。

  可以说,在山东根据地,一切为了人民是那么的纯粹。这里面,既有对人民是真正英雄的政治认知,也有救民众于苦难的现实担当;既有政党的价值追求,也有民族文化的道德力量;既有宏大的社会变革,也有催人泪下的感人故事;既有以“满缸净院”为代表的亲民作风,也有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为核心的严明纪律;既有“喊大爷叫大娘”的尊民称谓,也有“挖野菜也要远离村庄”的亲民行动。迟浩田将军说“党心换民心,黄土变成金”。一切为了人民,是沂蒙精神的逻辑起点,有了这样的政治立场,“水乳交融、生死与共”就水到渠成。

  靠人民 

  只有靠上群众才能夺取胜利,这是共产党人的最大政治智慧。尽管沂蒙山区那么苦、那么穷、斗争那么残酷,但只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共产党、八路军就能立足扎根、发展壮大。帮助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带领群众为之奋斗,成为“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深层动因。

  依靠群众就要尊重群众。历史上,虽然有载舟覆舟之论,但那是在阶级根本对立之下,缓和社会矛盾、维持统治地位的权宜之计。没有任何一个政治组织能像我们党一样,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真理和道德统一的制高点,发自内心地尊重和敬畏百姓。刘少奇说“群众是共产党的母亲,党是群众的儿子”;罗荣桓经常讲“人民是领导干部身上的血液,领导干部脱离了群众,生命就要枯竭”;黎玉谈到“爱护群众利益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认知化为政策更有力量。根据地政策规定:反对高傲轻视群众的态度;不打骂老百姓,当自己家里的父母兄弟姐妹一样看待;尊重民情风俗;不能埋怨群众落后,要多从自身找原因;不许对民众态度蛮横,凡事要商量、要讲理,等等。尊重群众的唯一结果,就是获得人心和智慧。这种发自内心的尊重,不仅仅是态度的变化,实质是一个政党先进、优秀和力量之所在。依靠群众就要宣传群众。思想上的觉醒是最根本的觉醒。早在建党之初,沂蒙山区各县的党组织就通过多种方式传播《共产党宣言》《向导》《新青年》《共产主义ABC》等进步书刊,“在一些知识青年心中,透进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抗战爆发后,各级党组织把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帮助群众从思想上提高起来作为全民抗战的基础。随之而来的是,冬学、夜校、庄户学、识字班等蓬勃开展,一一五师战士剧社、抗大一分校文工团等八大剧团会演不断,传播先进思想的报纸、期刊、书籍遍布沂蒙。特别是党的第一家省级报刊《大众日报》通过传播延安声音、反映人民英勇抗战,吹响了激励民众奋勇前进的嘹亮号角。当年香港几家报社的记者曾到乡村采访,发现几位识字班的姑娘不仅粗通文墨,而且还能用政治术语阐述共产党全面抗战的道理。总体来看,山东根据地之所以能“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宣传群众在其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依靠群众就要组织群众。“组织起来就有力量”。1944年底,山东根据地农救会发展到133.6万人、工救会15万人、青救会36万人、妇救会131万人、儿童团88.7万人。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农救会发展生产、宣传抗战,妇救会踊跃支前、优抚军属,青救会动员参军、组织自卫,儿童团送信带路、站岗放哨。在沂蒙,很多当年的老八路在回忆时都动情地说:我们那时候打仗,都指望老百姓。在根据地,共产党、八路军吃的是乡亲们筹的粮,住的是老百姓让的房,穿的是红嫂们缝的衣,受伤躺的是民工抬的担架,遇到危险靠的是群众掩护,急行军实在没办法过的是“识字班”肩扛的“火线桥”。依靠这个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党的威望越打越高,人民军队越打越强。毛泽东建国后在评价罗荣桓在山东的工作时强调:“什么是中心?就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武装群众。”

  可以说,在山东根据地,一切依靠群众是那么有力。它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洞察历史规律的清醒;它不为时代所限,而是为人民“服务”的永恒主题;它不是任何政党都能靠得上,而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独特优势。一切依靠人民,是沂蒙精神的力量基点,有了这样的政治选择,“水乳交融、生死与共”就牢不可破。

  忠诚看齐 

  “一切行动听指挥”,是共产党人最重要的政治自觉和政治规矩。人民的利益集中体现在党的理论和中央的政策中,唯有向中央看齐,全党才能步调一致,党和人民的事业才能顺利发展。这是总结山东根据地发展历程得出的最重要结论。忠诚看齐,成为“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根本保障。

  1942年,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派到山东,通过指导开展整风运动,把高级干部的思想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推动更大规模、更加扎实地减租减息;巩固各方面干部的团结,为党的一元化领导奠定基础等,使毛泽东思想在政治、军事、政权、统一战线等方面具体化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坚决执行,根据地面貌随之焕然一新,迎来了发展壮大的新时期。到抗战胜利时,山东根据地控制了12.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拥有2400多万人口,占共产党领导下人口总数的近1/4;主力部队27万,民兵50多万,自卫团150多万,占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武装的近1/3。毛泽东评价:“山东是执行中央十大政策的模范。”

  可以说,在山东根据地,忠诚看齐是那么的宝贵。山东根据地的发展史也从一个侧面折射了中国革命史,深刻反映着一个基本的规律,那就是,我们党能否把党的组织建设得坚强有力,在“为人民靠人民”中凝聚推动历史前进的磅礴伟力,关键在于能否找到自己的领袖和舵手,并坚定、绝对地忠诚看齐。忠诚看齐,是沂蒙精神的灵魂所在,有了这样的政治境界,“水乳交融、生死与共”就坚如磐石。

  革命到底 

  革命到底,是共产党人实现远大理想必备的精神品格,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内在品质。在山东根据地,无数共产党员、八路军战士用革命到底的意志精神、热血牺牲践行着对党、对人民、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根据地也正是在“革命到底”中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革命到底”,成为“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感召引领。

  一部沂蒙革命史,是一部坚定信仰不动摇的历史。“革命理想高于天”。在28年的斗争中,支撑无数革命先辈流血牺牲、奋勇向前的是心中熊熊燃烧的理想火炬,而党的旗帜也因无数信仰的凝聚更加高扬。土地革命时期,山东党组织的领导人刘晓浦、刘一梦叔侄被捕后,面对“只要认账,放弃信仰就可以活命”的所谓“生路”,“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抗日战争年代,鲁南区委书记赵镈面对酷刑和引诱大义凛然,“要杀要砍由你们,让我放弃共产主义信仰是痴心妄想”。解放战争时期,朱陈区委委员吕宝兰在目睹父亲兄弟被折磨而死之后,在被扒光衣服割去乳房英勇牺牲之际,喊出的是“土地改革万岁!毛主席万岁!”有信仰的人骨头最硬,对信仰忠贞不渝的灵魂最高贵,科学理论引领的信仰最有远见和力量。崇高坚定的理想信念,犹如一盏明灯指引山东根据地党政军民一路走向胜利。一部沂蒙革命史,是一部为了胜利不怕死的历史。“为有牺牲多壮志”。一位当年的八路军战士回忆:“共产党打仗以打赢打胜为目的。那个时候战斗就指着向前冲,根本不考虑死活。因为一个连队的人员基本每年换一半,所以一说打仗,根本不怕死,都有这个准备。”在当年的沂蒙,有一大批像“狼牙山五壮士”那样的英雄:对崮山战斗十四壮士、和尚崮十七壮士、苏家崮八壮士、红云崮孤胆壮士、太皇崮九壮士、黄崖山六壮士、歪头崮三壮士,等等。这些视死如归、血战到底的壮举,印证了战士们朴素崇高的话语:“当年都觉得牺牲了是光荣的,八路军没有一个是怕死的,豁上死了只要把中国解放了就行了。”一部沂蒙革命史,是一部执着革命不觉苦的历史。身处“真是苦得不能再苦了!”的恶劣环境,共产党人仿佛特殊材料制成:雪地里赤脚站岗的警卫员,四天吃不上饭在荒山野岭急行军的指战员,缺枪少弹靠拼刺刀冲锋打仗的英勇战士,缺医少药藏身于山东的伤病员,“课堂在路上、写字在地上、桌子就在膝盖上”的抗大学员,白天冒着枪林弹雨采访、晚上在油灯下奋笔疾书的战地记者,风餐露宿、跋山涉水穿梭于敌人封锁线上的战邮员工。“战争不仅是物质的较量,更是精神的比拼”。在沂蒙山,革命者以排除万难永往直前的奋勇,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执着,凝聚起“拖不垮、打不烂”血战到底的力量。一部沂蒙革命史,是一部勇于担当不退缩的历史。大青山遭遇战中,一一五师机关、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战工会的五千多非战斗人员被日军六千多人的精锐旅团包围,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危局,原本可以率先突围的抗大一分校校长周纯全临机决断,指挥近300名最有战斗力的抗大学员挺身而出,为几千人胜利突围杀出一条血路,而绝大多数学员壮烈牺牲;在孟良崮战役前,面对国民党军队数量占优,并且24个师一字排开、“稳扎猛打”的复杂态势,陈毅、粟裕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冒着战役可能“夹生”的风险,下决心“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一举扭转了华东战局。我们的先烈先辈们,在血与火、生与死、成与败、是与非的考验面前,始终把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挺在前面,从不畏惧、从不退缩、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用铁肩担道义,用热血写忠诚,用生命完成使命,搭建起“革命到底”的前进阶梯。

  可以说,在山东根据地,革命到底是那么执着。革命到底,是咬紧牙关的钢铁意志,是坚信正义必胜的磐石信念,是顾全大局的奉献,是不失时机争取胜利的勇气,是向死而生、献身信仰的英勇决绝,是重大问题坚持原则不妥协的责任担当,是不忘初心的不懈进取,是淡泊功名利禄、安逸享乐的生命升华。革命到底,是沂蒙精神的品格支撑,有了这样的政治气概,“水乳交融、生死与共”就持久永续。

  听党话、跟党走,敢于斗争、无私奉献 

  听党话 

  党说什么就是什么,党叫干啥就干啥,是沂蒙百姓在政治上的显著特征。老百姓为什么这么听党的话?说到底,是共产党的话里有正义、有真理、有光明、有群众利益。坚定不移听党话,是沂蒙人民经过战争洗礼和历史积淀后的政治信念,成为“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信任根基。

  当年山东根据地传唱着这样一首民谣:“鱼靠水来箭靠弓,抗日要靠毛泽东。船靠舵来屋靠梁,百姓要靠共产党。”应当说,抗战刚爆发时,沂蒙百姓对国民党军队也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但在现实的比较中,沂蒙人民毅然抛弃了国民党,越来越坚定把共产党当成自己的主心骨,在热烈响应党组织号召中实现着自己的利益,推动着历史的车轮,改变着自身和蒙山沂水的面貌。例如,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沂蒙人民积极响应党组织“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掀起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八路军建议拆除易守难攻、被日伪时常盘踞的燕翼堂“八卦宅”,刘氏地主毁家纾难,不惜百年庄园化为乌有;根据地一度流通国民党、日寇、汪伪的法币、民生票、伪联银券和我们的北海币,沂蒙百姓响应山东分局号召,辨识假币、拒绝伪币、只认北海币,很快北海币成为根据地唯一流通的货币。

  可以说,在山东根据地,听党话是那么自然。它不是盲目的而是清醒的;不是一时的而是始终如一;不是少数人的选择而是普遍的自觉;不是在这个方面听、在那个方面不听,而是全部听全部信;不是顺利的时候听、不顺的时候就不听,而是越需要克服困难、越需要付出努力时越坚决。听党话,是沂蒙精神的人民选择,人民群众有了这样的信任回应,“水乳交融、生死与共”就有了深厚的社会思想基础。

  跟党走 

  以党的方向为方向、紧紧追随着党,是沂蒙百姓对党无比信任、对人民军队一往情深的行动自觉。一句“只要跟党走,就能得胜利”,充分体现了历史进步中政党主导作用和人民主体作用的有机统一,成为“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可靠基石。

  沂蒙百姓认为,跟党走就要全力支持党的工作。认准共产党的沂蒙百姓总是把党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一位大众日报的老职工曾回忆:当年大众日报用铅字排版,在一次“扫荡”中,排字工人扛着铅字箱过河,一不小心铅字全撒在河里,方圆八华里的群众闻讯赶来帮着找,河道里人挨人,最后就差两个铅字没找到。群众为啥心疼铅字?用他们的话讲:铅字不能丢,因为字是共产党的。再有,著名的沂蒙母亲王换于,在战火的硝烟中,在敌伪的酷刑下,在“有人来拿”的等待里,把载有全省抗日领导机构和干部名单的《山东省联合大会会刊》保存了38年。沂蒙百姓认为,跟党走就要踊跃参加党的队伍。在沂蒙,抗日战争时期共有4次参军热潮。其中,第二次参军热潮发生在最艰苦的1941年到1943年。那时参军往往意味着牺牲,但群众的热情不减反涨。不仅每县每区都有“一门双英、三英、四英”的参军模范家庭,而且还出现了佛教会首领组织几百人加入八路军,回民阿訇组建八路军回民连的全民参军场景。沂蒙百姓认为,跟党走就要争取加入党的组织。上世纪20年代初,沂蒙地区就有一批有志青年走出山门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成为早期共产党员。在他们的影响下,1929年仅沂水一个县就有党员200多人。抗战爆发后,不仅有大量的贫苦农民加入了党的组织,而且许多社会名流、进步人士包括封建地主,都把对党的崇敬一步步上升为入党的追求和自觉。例如,首任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参议长范明枢,以81岁高龄光荣入党;国民党师长孔昭同率部起义后,在弥留之际叮嘱儿子“共产党一定会胜利,你一定跟着共产党走”;封建地主杨次章的四个儿子两个女婿都加入共产党;“山大王”万春圃在罗荣桓影响下,入党后捐枪、捐款、捐粮、捐物。到抗战胜利前,山东根据地党员人数由抗战初期的不足2000人,发展到20多万人。

  可以说,在山东根据地,跟党走是那么坚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诞生在烽火沂蒙的这首《跟着共产党走》,成为人民“永远跟党干革命,砍下脑袋也不叛党”的生动写照。跟党走,是沂蒙精神的道路选择,人民群众有了这样的行动回应,“水乳交融、生死与共”就有了坚实的社会实践基础。

  敢于斗争 

  敢于斗争源于沂蒙文化的底蕴。在山东根据地,这一文化基因经由党的理论的指引和行动引领,随之升华成为了自由和正义敢于斗争、敢于牺牲、敢于胜利的精神,成为“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力量支撑。

  沂蒙人民的敢于斗争,是在压迫面前的不屈。土地革命时期,在党的领导下先后发动日照、沂水、苍山、龙须崮4次大的武装暴动。抗战爆发后,沂蒙人民更是展现出不甘屈辱、不畏强暴的气节和血性:费县东流村阻击战,男女老少齐上阵,牺牲60多人消灭日军78人;临沭西山前村自卫战,牺牲村民38名、消灭日伪军50多名;莒南渊子崖自卫战,牺牲村民147名,歼灭日寇112人,被毛泽东评价为“村自卫战的典范”。沂蒙人民的敢于斗争,是在苦难面前的坚韧。凭着吃苦耐劳,沂蒙人民征服了一个又一个艰难困苦。例如,支前老汉罗永增推着200多斤谷子送前线,掉进山沟腿被砸伤,简单包扎后忍痛推车前行,一路留下两行血染的脚印;为及时救治伤员,莒南县担架一团1200多人,数九寒冬单衣单鞋,连续七昼夜赶路基本不休息;汪家坡村管爱振在给八路军伤员送饭时被发现,鬼子把她绑在树上用皮鞭抽、用竹签钉十个手指,她就是不吐露半个字。沂蒙人民的敢于斗争,是在困境面前的智慧。例如,在大生产运动中,沂蒙老乡创新了搿犋组、互助组、搭犋组等协作劳动方式,摸索成立运输、打油、医药、渔业等专业合作社;爆炸英雄蒋凤友发明了连环雷、母子雷、飞雷等30多种地雷,并创新埋雷方法,以致鬼子推门、门后的雷响,掀锅、锅底的雷响,用刺刀捅粮囤、囤里的雷就响,敌人轻易不敢进村扫荡。在沂蒙,老百姓发挥聪明才智,克服生产、生活、战斗困难的例子不胜枚举。沂蒙人民的敢于斗争,是在历史转折中的清醒。解放战争前夕的土改运动中,贫苦农民在明白了“为什么受穷,谁养活谁”的道理后,勇敢地站在土改第一线;1947年,面对“还乡团”杀害1.6万群众的血腥报复,经过党组织关于形势、政策和前途的“三讲”宣传,沂蒙人民进一步迸发出“土地还乡”的内生力量,一度退出农会的贫农重新入会,一时心存惧怕的群众更加勇敢,土改斗争以比原来更大的声势开展起来。到1949年秋,土改覆盖了沂蒙解放区80%的村庄,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劳动人民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

  可以说,在山东根据地,沂蒙人民的敢于斗争是那么鲜明。无论环境多么恶劣、苦难多么深重、情况多么危急、挑战多么严峻,沂蒙人民总是有骨气、有锐气、有勇气挺身而出。敢于斗争,是沂蒙精神的内生活力,有了这样的底色,“水乳交融、生死与共”就有了可靠的社会精神基础。

  无私奉献 

  这是沂蒙精神最淳朴、最生动、最壮美、最感人的“大爱”所在。感人意味崇高,群体代表精神。一个个红嫂、一副副担架、一摞摞煎饼、一件件军衣、一双双布鞋,代表着当年的牺牲奉献,涤荡着人们的心灵。无私奉献,成为“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道德成因。

  无私奉献,诠释着听党话跟党走的执着,浓缩着敢于胜利的注解。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的12年间,沂蒙人民做军鞋315.13万双,做军衣121.68万件,碾米磨面11715.9万斤,救护伤员5.9万人,掩护革命同志9.4万人。整个解放战争中,山东出动支前民工1106多万人次、小推车30多万辆、担架6万多副,运送粮食11亿多斤,支援的战役占到全国战役总数的23%。历史会记住沉甸甸的数字,但数字是枯燥的,背后那些蕴含深情的故事更应当被历史铭记。例如,鲁南战役前,陈毅指示郯城5天内建一座承重3吨以上的军用大桥,第二天一早,县里就组织300名木匠、200名铁匠、100名泥瓦匠、1200名青壮年突击队员,冒着刺骨的风雪建桥打桩,三天后,大桥就横跨沂河之上。还有,为照顾伤员,平邑一区担架队一天只吃一顿饭,却凑钱为伤员买鸡蛋买油条买花生;为抢运军粮,莒沂县400辆小车运送11万斤面粉,一路追赶部队,行程2000多里,自带的干粮吃完了,他们宁愿挨饿,也绝不动军粮一粒。再有,为了保障军需,鲁中南第三专区妇女一夜蒸馒头1万多斤,第五专区妇女一天一夜赶烙煎饼7.2万斤,临沂县妇女半个月织毛袜4万多双,一家烟草公司的职工一天就捐献了金戒指7只、银洋123元、北海币39150元。陈毅元帅说:“我就是躺在棺材里也忘不了沂蒙山人,他们用小米供养了革命,用小车把革命推过了长江!”

  可以说,在山东根据地,无私奉献是那么彻底。它超越了旧道德的阶级局限,升华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新境界,创造了共产主义道德的新实践,提升了革命文化的新高度。无私奉献,是沂蒙精神的人文精髓,有了这样的大爱壮举,“水乳交融、生死与共”就有了优秀的社会道德基础。

  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尤其需要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以“为人民靠人民、忠诚看齐革命到底”的行动,增强人民群众“听党话跟党走、敢于斗争无私奉献”的自觉,重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党群关系,凝聚起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洪流,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来源: 编辑:月落乌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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